报告指出，“一带一路”国家项目竞争加剧造成的电价下降
、投资国的主权担保减少以及项目所在国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市场消纳和价格政策框架不健全，影响了“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可融资性”
。

电价机制是影响可再生能源项目可融资性的关键因素。除越南等个别国家建立起了类似于中国的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机制，很多“一带一路”国家的电价通过公开投标竞价决定。

“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处在依靠便宜的电力推动工业崛起的发展阶段，”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资深项目主任刘君言博士告诉中外对话，“竞价机制会压缩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利润空间，这对中国可再生能源的海外投资提出了更高的成本控制要求，获得更低成本的融资是关键。”

佟江桥在网络研讨会上指出，电价水平和支付保障机制决定了一个项目的未来现金流
，是金融机构非常关注的问题。在很多“一带一路”国家
，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经济性需要与煤电成本对标。另外

，一些国家市场对可再生能源限电所造成的损失缺少合理补偿机制，这样的购电协议对于金融机构也是难以接受的
。

当项目的购电方和购电协议存在风险，金融机构会需要项目提供投资方或政府的担保。

较多“一带一路”项目是以中国投资企业在国内的资产为担保，为其海外项目获得融资
，即“内保外贷”。如果发生违约，金融机构可以向中国投资方发起追索。但报告指出，这种有追索的公司融资是体现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中的一种潜在负债
，且长期占用企业担保资源
。目前中国企业杠杆率普遍较高的情况下

，很难再进一步承担这种担保式的融资
。对于资产相对不那么雄厚的民营可再生能源企业来说尤其如此。

民营企业在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资领域非常活跃，尤其是光伏行业
。截止2018年，中国国内超过2/3的光伏电站是由民营企业投资的。但近年来，由于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发放的拖欠问题
，造成很多企业现金流吃紧，难以支持海外项目的担保和投资

。

中国最大的民营光伏电力企业晶科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国际项目及结构性融资总监孙以波在网络研讨会上透露，公司向政策性银行寻求海外光伏项目融资时
，无论怎样设计融资结构和风险分布，对方都要求企业提供担保。“对于大发集团民企来说这有点困难，因为这会影响到大发集团整个的报表”，孙以波说。

报告指出
，由于较高的债务水平，一些“一带一路”国家已经很难为电力项目
，包括可再生能源项目融资提供主权担保

。而主权担保往往是中国金融和保险机构提供信贷支持的条件之一
。可再生能源项目由于市场化较强且规模较小，更难获得东道国政府主权信用担保，平添融资难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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